普洱茶故事:六大茶山奇葩县长邓大治

民国二年(1913年),柯树勋在普思沿边设立行政区,倚邦、易武等五大茶山属第六行政区,攸乐山因是车里宣慰使私庄,属车里第一行政区。

这是五大茶山统一的时期。1927年,普洱道尹徐为光在普思沿边改设县治,第六行政区改为象明县,1929年象明县撤销,倚邦及所属茶山划归普文县,易武及所属茶山划归镇越县。至此,五大茶山的统一时代结束。

象明县印

象明县在历史上的存在仅不到三年,其中第一任县长陈泽勋卸任时因“交代不清,辄乘间潜逃。显系亏空公款”被省政府在全省通缉。第二任县长是邓大治。

晚清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性小说,揭露官场的腐败黑暗。民国初始,除旧布新,大部分官员还是为官一任,服务桑梓。而象明县长邓大治却是个奇葩,其所图与晚清小说中的官员可比高下。

1928年5月,邓大治被省政府委任景谷县县长,但此时普思沿边属普洱道尹徐为光管辖,地方官员的任命还须道尹认可。徐为光自己任命的各县县长省政府也未正式认可,徐为光与省政府的角力还在进行中。在这一敏感的时刻,邓大治从省城昆明来到了普洱要面见徐为光,听候训示,办理上任时相关手续。

到了普洱,奉指示要等候几日才能召见。邓大治多次请传也未得到徐为光召见,也未允许其到景谷县上任。等候十余日,得到的委任是到象明县任职。

邓大治说:

“县长位卑职小,又系属员,何敢违抗,只得遵令含泪张落旅费驶诣象明,接印视事。”

邓大治到了这个他所称“极边远、瘠苦之普思殖边第六区新设之象明县”,看到的是边界连英法,汉夷杂处,该县又值兵燹之后(指徐为光擅自在普思沿边改县后,柯树勋之子柯祥辉两广兵变占领象明县,后又为徐为光部收复),地方要政百端待整,财政困难已达极点。

茶山晨曦

8月,邓大治到象明县已月余,各项要政之事皆无款办理。“一事无成,愧疚至深”,这是他的口头表述,前一句是实话,后一句却未必。他认为他做到的是“凡事推诚相与,士民悦服,地方安静”。

在这“极边远、瘠苦之县”,待了月余,他实在按捺不住于8月24日给云南省务委员会去了一涵,要求还是要到景谷县去任县长。函中所写:

“伏思在省同受钧会任命委之澜沧、镇沅、元江各县长均已到省委之任。惟县长道尹不予到景谷任,竟改委之象明。午夜以思,不禁潸然泪下。也闻现代理景谷县长在任已久用,敢不揣冒昧仰恳钧会严重政府命令,饬普洱道尹赏准县长到景谷县之任。俾得力图报称感戴。”

邓大治的此函汇报了改委象明县县长的经过及象明县的简要情况,提出要严肃省府命令,还他的景谷县县长一职。从面上看似乎是维护省政府权威,其实是将省政府拿在火上烤。徐为光掌控的普洱道此时并未完全臣服以龙云为首的云南最高地方当局,双方的博弈还在进行,只是没有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邓大治信函

在邓大治到普洱期间,徐为光已经就其任职问题给省政府表明了态度。徐为光呈文中说:

“景谷县系著名瘴乡,政务殷繁,年来匪患频仍,尤非精干之员实难胜任。该新委景谷县县长邓大治年逾古稀,精力衰减,并次奉委南来已属毫无政绩,今若任景谷殆有不宜。查有象明县气候和平,政务清简,当经由道权将该员调委象明县县长,该员并属欣慰,并令赴任。窃道尹之酌将该员调任者,并非阿私,实为因地择人。”

文字虽短,含义丰富。文中特别提到“邓大治年逾古稀,精力衰减,并次奉委南来已属毫无政绩,今若任景谷殆有不宜。”但还是给了省政府台阶“由道(普洱道)权将该员调委象明县县长”。注意这里用的是“权将、酌将”,什么意思自然双方都明白。

徐为光、邓大治的呈文都到了省民政厅,地方官员的任免是由民政厅负责,民政厅自然明了个中曲折。

在向省政府主席龙云报告情况时,民政厅写到:

“徐道尹前以省委景谷县长邓大治,年老无为不合赴任,嗣委以道设并奉核准之象明县,其意已属从宽。至景谷则由道委朱联第,省政府并曾加委。该邓大治不知事势,当欲求到景谷任。即使省政府照准,试问处在徐道尹权力之下岂能安稳。现在普属政权尚难统一,该县案并未定,拟指令从缓议。”

又说:

“该员虽系省委之景谷县县长,然本管徐道尹以其年老不能罔治,调任未经核准之象明县,尚属不幸中之幸。殊不知省政府即予照准,而道尹必致加以梗阻,甚至籍词更换,将奈之何?拟录徐道尹前番考语,令其稍安勿躁,警醒之。”

这是民政厅报省政府内部的行文,所以情况讲得直截了当,还要将徐为光对邓大治的考语发给邓,令邓“稍安勿躁,警醒之。”

省政府在10月给邓大治的命令没有那么直接,命令说:

“该管道尹对该员之任景谷早有微词,呈请更调,乃为行使其职。该员调任盖体恤赴边之不易俾得借枝栖也。仰即善会此意,并任循分供职,稍安勿躁。切切此令。”

用白话说就是,道尹对你去任景谷县长是有意见的,在此局势下,你能得到一个县长职位借枝栖也已是不易,要善会此意,供好职,稍安勿躁。

邓大治能够“善会此意,警醒之”吗?

没有,邓大治不管什么道尹与省政府的关系,就是大火漫天那也是你们的事,我就是要到景谷县任县长。他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

1929年2月,邓大治再次给省政府、省民政厅厅长写了一份长文,标题是《呈明下情恳请改委救济而免赔累事》,中心意思是你们必须让我到景谷县任职,否则我会赔钱。

他在文中说:

“地方改为县治必须是种大烟的烟户众多。财力丰富,地方官行政经费有盈无拙乃能于地方各要政次第办理。象明系倚邦茶山即普思沿边第六区,四面崇山峻岭,纵横数百里皆荒山旷土,由县到漫乃、整董百十里无人户居住。人民种山度日,迁徙无定。山脚河边箐沟纵有田地,烟瘴甚大,无人敢去耕种,皆尽荒芜。只有整董平坝,田地亦多。论地面之辽阔改两三县尚有余,而人民稀少,财政之困难,难设一县而不足,钱粮赋税俱无,设行政区时,只能抽收门户作行政经费。此全县人民只三千户左右,除鳏寡孤独赤贫不能上纳门户外,历年门户收入只有二千数十元,勉强敷衍行政员经费。一经改县行政费用仍按照门户来收,不敷甚巨。”

设县的经济基础根本没有,怎么又搞起来了?这是谁的责任?邓大治说:

“前县长员陈泽勋想做县长之心甚切,经道尹提议改县遂花言巧语欺饰,耸动道尹不计地方人民财政如何,骤然改为县治。该员复粉饰铺张,委任财政、教育、实业、团保、警察各局局长,呈报道尹五局三科均已成立。自谓这些人员均系精明谙练之员,能振兴县治。其实一样款项未有,一事皆未成立。捕风捉影,贻害后任,诸事难以办理。”

邓大治文述前任陈泽勋所为应该不谬。

倚邦茶马古道遗址

邓说,我本来是奉省政府命令委署理景谷县长的,景谷地方富裕,各项政务皆可振兴,经费宽裕,用度不愁。没想到徐道尹遂将我改调代理新设县治之象明县,属下何敢违抗。我私下揣摩以为只有在象明代理到任数月,俟景谷县长朱联第任满可再求到景谷县任,谅无不准。接到省府指令后才知道徐道尹将本人改调象明县是指不许到景谷县任,我是虚受省府的委派了。邓大治感到冤啊,比窦娥还冤。

邓大治说:

“象明接壤法越,汉少夷多,衙署竹篱茅舍,东倒西歪,办事科房、监狱、税卡全无,实不成一县体制。而地方穷苦,人民刁顽,事务之复杂,财政之困难,全滇首屈一指。不惟新设县须应办各要政不能办到,即开支收入亦属不易,惟有循分供职尽心力而为之。至于行政经费地方钱粮赋税一项未有,只能指望抽收户折作县署俸公,象明县历年户折收入实只有二千零数十元,原来道尹训令新设各县政费可月支二百元,后又出尔反尔,说只能照三等县实支。照三等县支出,月只一百三十元,这怎么能够,就是月支二百元亦所不够。地方百物昂贵,署中伙食、灯油及科长、书记、司法办公各费月需三百元。呈请道尹设法补助,奉令碍难照准,饬其就地设法,这势必向人民索取”。

他说:

“地方人民穷苦万分,既遭兵燹,又值岁歉。米珠薪桂日食尚且难度,即按每年每户上纳户折一元八角亦难收得,何忍再事苛求。是有县之名无县之实,就地解决实无可设法。”

从以上文字看邓大治反映象明县设立后的窘迫,也是当时五大茶山的客观反映,茶山已经衰落,设立县治其实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邓大治好歹还心存怜悯,不忍对人民下手,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邓大治的目的不是要反映这些情况,而是落在他到象明县任职亏钱,而到景谷可大捞一笔的点上。请看他的下文。

他说,我被省政府任命状委署景谷县县长,景谷地方丰富,这个官职差事甚好(缺分甚优),借贷旅费亦属容易。我当时由景谷在省商号借贷旅费千余元启程赴任。普洱道尹系主管长官,我作为属吏者应当晋谒后再到景谷接任。我已查明到景谷是个好差,除开支费用外,每年还可经常结余一万数千元。奉省府任命委署景谷县县长这是我际遇。我已经抱定到任后“清、慎、勤三字官箴”,爱民为本宗旨,地方应兴应革各要政,振刷精神,认真办理,以期报答上峰厚爱于万一。在民国,邓大治如此赤裸裸地将官差与金钱勾连,实属罕见。还谈什么“清、慎、勤三字官箴,爱民为本宗旨”,看来“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他的座右铭。

倚邦老街

邓大治最不愤的是,怎知徐道尹要关顾自己换帖兄弟朱联第在景谷发财,遂鄙视省府命令不许本人到任。他说,用人之权操之于上,纵要将本人更调何处亦当体恤我由省跋涉远来,花费夫马旅费不匪,委任一个政费无缺,不使赔钱的县方合公理,缠足以服人。

他说,“我在普洱所等候徐道尹召见二十余日,资助与挑夫伙食旅费又多耗费二百元左右,道尹特选一个新设县治极边远、穷苦,政费又不敷支出的象明县让我去。”

“彼时由省来之旅费业已用完,进退两难。欲不到象明又不许到景谷,坑在普洱何以了局,只得借贷旅费驶赴象明。”

本人不敢不服从,只得含泪又向普思商号借贷旅费驶赴象明接印视事。本人业已负债二千余元。到任至今由省来之旅费尚不能清偿,到任期满了还在负债真不堪设想。

邓大治说,景谷本是地方富厚,政费有余之县,十个象明县也不抵一个景谷县!而道尹不讲公理,任用私人,竟将本人改调政费不敷之象明。想道尹系一方面大员,用人行政应秉公处理,就因关顾私人关系,将我无辜更调陷害,这让我实难缄默。

“现在共和时代,不平则鸣,是以不避斧钺,冒昧渎呈,仰恳钧府俯念跋涉远来设法救济,或改委我任一处厘金厘员或调一盐务差事,以免本人因负债流落于边隅之地。”

邓大治对徐为光的一腔怨气终于喷发。

邓在文中最后说:

“自设行政后所有委员皆委思普人来署理以其临近而省旅费也。……今到象明县已十阅月,由省来之旅费尚不能还清……呈请钧府念由省远来垂怜救济,俾免赔累庶使(本人)残年余生得回省城。”

此封长信发出后,邓大治意犹未尽,又在四月三日单独给省民政厅厅长又写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意。

没有查到邓大治的履历,不知道其是如何被委任为景谷县长的,如此赤裸裸的将任职与可挣钱多少紧紧挂钩,并不知廉耻地反复提出,实属罕见。还知道是“共和时代”与晚清之腐败官吏有何差别。

对于如此不知廉耻的官员,省民政厅和省政府在他的呈文上留下了这样的批字:

“卑鄙至此何以临民!”

“专从缺分之优劣计较,其治绩可想而知!”

“该县长不明政局,不读试章,惟以个人缺分之肥瘠为言,殊属无可开导!拟置不答。”

对于邓大治及前任陈泽勋的治绩,1929年6月,象明县第四初级小学卸教员康馨有过痛心的记载:

“倚邦公益要政则教育完全废驰,实业不行振兴,义仓消缩,道路茅塞。凡历任苦心之所经营创办者皆退化于无,何有之乡矣。种种流弊指难胜屈,曾几何时又復前清之黑暗矣,而地瘠民贫则又过之。”

……

“且二三年来倚邦人民充饥者皆苦黄精,董梭粉,象耳果,民国草山药,包谷等杂扮而食。鹄形菜色,黯然可掬。”

1929年8月16日,省民政厅拟文将象明县撤销,这固然有其经济基础不敷原因,而几任腐败、昏庸的县长也是重要的因素。

李路

2021年8月24

本文基于民国时期档案,勾勒出“六大茶山奇葩县长郑大治”的一段往事,呈现了当年思普沿边行政管理的一角。当时的行政管理极度混乱,且官员素质参差不齐,同时对茶山管理极其糟糕,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山的发展。通过此文可了解民国时期真实的普洱茶六大茶山管理情况。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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